而在现代，在气候变暖、人口大幅增长、工业发展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水资源紧张空前严重，旱灾发生几率比历史上要大得多。上网检索才知，就在此次旱灾前的近十余年间，我国不同地方就已发生过数次百年一遇的大旱。但与历史相比，大旱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其影响之小可谓天壤之别———而且要知道，当今人口远超古代，人均耕地大为减少。

　　究其原因，当然与现代的抗旱物质条件和技术大为提高不无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虽然人均耕地大为减少，但粮食生产效率却极大提高且人类食物来源丰富、粮食储备机制和技术也大为发展，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空前便利使粮食调配更为便捷。

　　因此，耕地多少早已不是饥荒产生的原因，相反当代饥荒最多发的非洲，恰恰是人口较少、耕地较多的地方。以饥荒研究闻名的著名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现代的大饥荒，其根本原因无一是因为缺乏耕地或粮食不足，而是因为粮食不受强征、交易自由以及社会保障权等，未得到保障的结果。

　　而且，随着现代高度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多数人口谋生于工商、服务业，而对农业这一古老产业的依赖越来越小。即便是当下我国，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也都已在城市务工谋生。因此大旱对农村的影响也已非常有限，例如出外务工人员几乎无人回乡帮助抗旱。

　　上述事实极具制度意义。众所周知，我国的根本土地制度是，严控土地流转，尤其严控农用土地用于建设。其理由当然用心良苦：一是我国人多地少，并发生过严重饥荒，必须严格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二即我国农民缺乏社保，土地即其社会保障；而历史上土地流转造成土地集中和兼并，引发流民问题和社会动荡。

　　这两点认识，在我国社会上下都有着极为广泛和牢固的市场，并成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最根本的观念障碍。

　　然而在上述土地制度下，由于土地的自发流转受到严格限制，土地配置几乎完全受控于公权力，这就造成：严重限制了农民对其土地开发、收益的权利，地方政府搞卖地生财的土地财政，强征土地频繁发生并引发严重社会冲突，用地审批成本和用地价格极高从而导致经济运行成本极高包括房价畸高，腐败泛滥，妨碍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造成公立机构和工业用地浪费严重等严重后果。

　　这反而损害社会公正，阻碍社会经济良性运行和发展。如不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革，那么保障土地权利、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及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等等改革目标，都可能会成为空话。

　　而前述事实说明，第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发生极大改变并将进一步改变，农民及整个社会对农业的依赖大为减小；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更多农民离开农村更是大势所趋。而土地即农民的社保更不能成为限制土地流转的理由，其出路是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而这也正是新近的政策走向。由此而言，社会保障也是解放土地流转的重要条件。总之，以所谓土地兼并的历史教训来否定土地流转，显然是刻舟求剑，并违背历史发展潮流。

　　第二，在现代社会，对粮食生产尤其是耕地的依赖大为减小，饥荒的根本原因已不是耕地减少、粮食生产出了问题。因此，为维持温饱而实行的耕地保护、粮食安全政策，片面强调限制农地用于建设，也同样不符合事实。

　　总之，从旱灾中就不难发现古今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