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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款谁来监管

时间:2014-07-16来源:本站作者/本网编辑:jeck
 近日,一则“壹基金3亿元雅安芦山地震捐款不知所踪”的消息再次触动了爱心士的神经,曾被“郭美美事件”吓到的民众又恐慌了。在“5·12”汶川特大地震6周年时,我们不禁还要问,我们捐的救灾款去哪了?灾后重建项目进展怎样?谁在监管?公益基金的运营管理漏洞在哪里? 
 
l  救灾款没有有效监管
 
   “社会各界捐的救灾款项捐到哪里就归哪个基金管理。”一位慈善基金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对于目前的慈善基金与捐款并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
 
   那么,我们有多少慈善基金参与雅安地震的紧急救援与灾后重建工作?收到多少救灾款呢?花了多少?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219家基金会参与雅安地震的紧急救援与灾后重建工作,截至今年4月20日,共接收社会捐赠款物16.96亿元,包含14.55亿元资金和价值2.41亿元物资,已使用款物6.45亿元。而据民政部报告,到2008年8月4日,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汶川地震捐赠款物592.49亿元。2010年4月20日,一台名为“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特别节目”的慈善晚会便为玉树灾区筹到了21.75亿元人民币善款。
 
   据悉,雅安地震善款40%流向了地方性基金会,其中,注册于深圳市民政局的壹基金表现尤其抢眼,截至2014年4月22日,筹集到3.8552亿元的款物,拨付款物却仅有4907万元。
 
   根据《壹基金雅安地震救援行动阶段性捐赠收入和支出情况表》,壹基金在2013年4月20日至2013年12月31日之间总共接收货币捐赠约3.7亿元,接收实物捐赠折合人民币约0.16亿元。这其中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约为0.44亿元。这些款物便被用作了壹基金对外宣布的“三阶段”之中,包括紧急救援中的上千吨救灾物资、过渡安置过程中的儿童服务站建设、儿童持续服务项目与灾后重建中的农房、学校、社区减灾中心建设与减灾教育项目。
 
   雅安地震筹集款物金额排名第二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013年总共筹到了5.2亿多元的善款,总收入中约2.7亿元是地震救援项目的定向捐赠,在2013年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约为7562万元。根据该基金会官网的信息披露,中国扶贫基金会芦山紧急救援行动历经39天(4月20日至5月28日),分阶段调配物资,共计采购、调运、发放近百批次、几百车的救援物资,价值达6436.73万元。
 
   基金会中心网于4月22日曾公布“雅安地震筹集款物金额前十名基金会款物支出情况”,网上的图表显示,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筹集到1亿善款,截至当日拨付数额却为0,出现同样情况的还有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筹集款物4549万元,拨付款物为0。虽然图表中对“0”作出了“并不代表一定没有支出”的解释,这个数字仍然显得十分突兀。
 
   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项目部主任刘欣告诉记者,这是相关网站没有了解到基金会的完整情况,“初卫在去年就已经拨付了2800多万元,具体项目、投款数额都已经在我会的官网上进行了公示。”
 
   因无法联系到光彩事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记者只好在该基金会官网寻找信息。与许多基金会的网站不同,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上并没有“信息披露”页面,只有表现捐赠人与数额的“捐赠明细”。明细显示,截至今年1月28日,该基金会共募集到4787.29318万元赈灾善款。
 
l  使用“慢”在了流程
 
   在慈善基金中有那么多救灾款为什么只待在基金中花不出去呢?是为了坐等基金收益吗?
 
   记者就善款使用滞留、过慢的问题咨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他回答记者:“这要具体分析慈善机构用善款做什么。如果是紧急救援,那么慈善机构使用善款就需要快。而灾后重建过程很长,少则几年,多则上十年。所以,给网民的感觉可能就比较慢。”
 
l  但在采访过程中,捐款者希望“火速”送达灾区群众手里。
 
   对此,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告诉记者,救灾款他们要统筹管理与发放。他们将地震捐款的使用分为3个阶段: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建。
 
   记者致电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灾后重建项目的时间跨度较大,有的已经完工,有的还在实施之中。根据《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雅安的灾后重建工作规划是3年。”
 
   民政部印发的《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要求“对于指定用于救助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受赠财产,用于应急的应当在应急期结束前使用完毕,用于灾后重建的应当在重建期结束前使用完毕”。如此说来,各公益组织在3年内完成灾后重建款项的拨付都没有问题。由于项目类型不同,其实施的方式和时间跨度也不一样。有基金会在做学校援建项目,而建学校前期需要环境评估、设计招标等工作,基金会必须等到前期工作完成,完整方案出台,才能将收到的捐款稳妥地投出去。
 
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宝金认为,公众要求公益组织及时公布善款使用情况没有错,但是信息披露也许并未出现延迟,主要是因为公益项目本身也要按照流程推进。
 
 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在雅安灾后重建工作中有4个重点公益项目——芦山县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黎明村社区服务中心、凤凰村社区服务中心以及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维修项目。“像芦山县人民医院这样的基建类项目,需要项目的报批,报批完之后还需要项目的审核……”李宝金告诉记者,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一直在等待最后的规划方案出台,好将善款投放下去。
 
   救灾项目“慢”还有一个原因。邓国胜告诉记者:“公益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合作通常并不顺利。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慈善组织都还不太擅长与对方合作。合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政府部门习惯了自己做事,而慈善组织也还不太懂得如何与政府合作,还需要一个磨合过程。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往往不了解对方的需求,不善于协商、妥协。地方政府往往居高临下,而慈善组织站在道德高地,有时也不容易摆正自己的位置。另外,政府灾后重建规划、实施是个复杂、庞大的工程,如果双方缺乏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合作机制,势必会影响合作的效率。”
 
l  行政管理费的10%规则
 
   因为慈善基金问题频出,以致于人们也质疑慈善基金行政管理费收得是否合理?
 
   李宝金对记者说,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初卫这部分支出只占到了2%~3%,已经很少了;河仁慈善基金会理事张银俊亦告诉记者,他们的行政管理支出占比非常小,远未达到10%;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工作人员透露,为了避免民众的质疑,该会并不从募集的善款之中抽取行政管理费用,而是对这方面支出进行单独募集。据悉,员工工资支付方式在各基金会不尽相同,壹基金按10%法则支付,而嫣然天使基金、成龙基金会等则是由创始人自己掏腰包给员工付工资。
 
   这个10%规则,全国的基金会都能够遵守吗?
 
   据媒体报道,2012年北京市209家基金会中,有18家管理费超过10%,涉嫌违规。
 
   邓国胜告诉记者:“今年从基金会各自的年报数据来看,基本上都能达到。但我个人认为,从国际经验看,很多新成立、规模小的基金会要达到会很困难。”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公募基金会在民政部登记,原始基金不得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如果在省部级民政部门登记,原始基金达到400万元人民币即可。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共有基金会3029个,在民政部登记的仅有199个。
 
   李宝金也对10%规则不置可否:“如果一个小规模的基金会一年公益支出总共50万元,而它有10个工作人员,那工资恐怕就有困难了。”
 
   邓国胜认为我国应当改革这项“不太合理”的制度:“国际上通常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管理支出的最高比例,但一般比例都在20%左右。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比例,而是数据的公开透明,公众看到明示的数据,有选择的权利。”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告诉记者:“在国外,公益服务有相关的专业,对技术的要求很高,公益行业想要聘请到更优秀的人,就必须有相应的工资福利。如果要求别人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勇于承担责任,又没法让他养活自己,那事情就做不到了。”
 
l  非定向捐赠,不敢动
 
   公益组织会不会拿“捐”不出去的善款去理财赚收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积极实现捐赠财产的保值增值。
 
   但提到基金会的善款增值保值,大家都会想起南都公益基金会在2008年遇到的“一劫”。
 
   当年,南都基金会将非定向捐赠收入投入了4个基金,却遭遇熊市,基金回落40%。后来南都集团又捐了一笔钱,将基金会这个亏损缺口补了回来。2009年,南都基金会不敢再冒险,只敢买了一些企业债,却错过了当年的“牛市”。
 
   记者问及资金增值保值,李宝金表示:“初卫做过一些短期理财,主要是安全性很高的几大国有银行的货币类产品,关键是怕有风险。”
 
   邓国胜告诉记者:“我国公益组织规模一般很小,再加上缺乏投资人才,又缺乏保值增值的手段、途径,总体而言,大多数公益组织保值增值都举步维艰,信心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家基金会在资金运作上成绩却很不俗。2012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投资收益达9300多万元,在国内高校基金会中位居榜首,筹资能力和资金的运作能力也要远远优于同类的高校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宋军在接收媒体采访时曾透露,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有专门的资金运作团队来对善款增值保值。
 
   尽管如此,陶传进认为公益组织对善款的增值保值情况总体并不乐观:“很多基金会,尤其是有事业单位背景的基金会对于投资很谨慎,甚至过于谨慎。你去投资,亏了就是罪过,盈利了又不是你的功劳,个别情况下还会被怀疑为拿公益资金赚钱;而如果不去投资,却没有任何风险。在当前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如此之大的背景下就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