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分担和保障制度机制，将出现重要调整，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大为加强。在这一轮调整后，能否达到各级政府所期望的理顺事权、财权关系，促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目标，还需要持续观察。毕竟，新政出台，能否赢得各方认同，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城市主政者的落实情况，还要看具体的情形。

　　简单言之，统一教育经费的政策是建立在过去标准碎片化的基础上。过去，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城市由地方负责、中央适当奖补。调整之后，中央和地方对城乡义务教育将实行统一的“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财政机制。按照新政，国家规定课程的免费教科书资金由中央全额承担；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由中央和地方按5：5比例共同分担；公用经费中央和地方的分担比例，在西部地区为8：2，在中部地区为6：4，在东部地区为5：5。

　　问题来了，为什么此次教育经费改革的大头似乎用在了东部发达地区？虽然之前中央对东部地区承担得较少，但东部地区经济普遍发达，财政收入丰沛，基于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理念，中央政策不该损有余而补不足吗？事实上，中央此举恰恰是为了更好保障乡村生源的教育权益。而要解释其中的原委，需要先引入一个背景，即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口制度。

　　尽管城乡之间的户口印迹正在逐渐被抹去，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今天，很多乡村与城镇的户口无甚区别。但需要注意到，在一二线的大城市，户口有无依旧跟住房、教育乃至医疗这样的权利紧密联系。原先整体性的二元结构，时下正在被打碎成一个个福利孤岛，城市就是坐拥优质公共服务的孤岛。在东部地区，许多城市都存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倒挂的现象，颇具门槛的入户制度将许多人挡在了门外，也剥夺了他们子女随读的权利。不过，纵使如此，还是存在1300万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对此，城市的主政者并不认为自己应该担负这部分学生的义务教育支出。

　　新政规定了“经费跟人走”，这意味着只要接纳了外来务工的随迁子女就读本地中小学，城市政府就可以拿到相应的国家经费。因此，发达地区城市主政者的抱怨可能会有所减少。当然，除了随迁入城的学生受益，人数规模在3000万以上的寄宿制学生，1200万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500万村小教学点的学生，和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也将随之受益。

　　但受益并不意味着不公平的消除，且不论目前城乡之间的学生竞争非常依赖家庭的投入，仅仅就政府投入本身，问题的根本还在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城市公民权不存。以广东省为例，深圳、东莞等新兴城市，户籍和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两类群体所享受的子女教育权也有着明显区分。在这一问题上，引出的问题不是中央财政应该承担多少，而是作为纳税人的城市公民如何获得公民权利的问题。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不同的城市拥有不同的财事权。同样被称为一个“市”，深圳、广州、东莞和即将撤镇改市的虎门，财政收入上缴比例完全不同，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能力和责任也不一。所以，问题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教育公平改革的问题，背后还牵涉财税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多方面老生常谈的阻力。由此，我们也希望，在渐进式改革的累积下，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最终能够被填平，城乡教育供给的差距能够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