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1988年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创立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2007年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实施“新公民计划”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被称为徐永光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国庆长假，徐永光在家看了几天书。

　　10月8日，在南都基金会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66岁的徐永光精神矍铄，和蔼安详。

　　这位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进入青基会创立“希望工程”的老者，曾让“希望工程”成为中国慈善的代名词，惠及数百万贫困儿童。

　　同时，为了筹措经营费用，徐永光利用捐款到账与款项拨出的时间差投资，以实现善款的保值增值。

　　正是这一在国外很常见的举措，让他饱受争议。很多捐款人认为，“捐款就是交给你，让你去资助失学儿童，怎么拿去投资了？”

　　在经历了多次舆论风暴后，他用“走向平静”来形容自己现在的心境。

　　回想从事慈善行业的26年，他说希望工程那十几年激情燃烧，风云变幻，是他人生最精彩的时候。而后面10年，自己像行业的“拓荒牛”，沉重而辛苦。

　　如今，他仍每天忙碌，在南都基金会，为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办公益学校，推行“第二个希望工程”，同时，也为中国慈善体制的改革而不断奔走。

　　希望工程

　　激情燃烧的日子

　　“在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张胜利。”

　　时隔26年，徐永光还清楚记得希望工程创办前，发出的首封筹款信的第一句话。

　　在希望工程正式公布之前，徐永光先带着青基会团队，照着企业黄页上的地址发筹款信。当时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填地址、寄信。下班带回家去，让家人帮忙一起填，5、6个人寄出了几十万封。

　　很快，筹款信收到了热烈反响。在书信往来的一两周内，一笔笔捐款陆续抵达，同时社会舆论也有了回应：帮助贫困儿童，是件好事，希望你们能做好。

　　“我们知道，这个事肯定能行。”徐永光记得，当时收到的捐款中，有几百上千的，还有有小孩的压岁钱，最少的是6分。

　　当时青基会成员挖空心思，特别设计了给捐款人的回馈。捐20块钱，相当于一个学生一个学期的书本杂费，你就会收到一个孩子的感谢信。

　　这样做了两年多，希望工程在1992年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年轻时的徐永光

　　1992年，南巡后的邓小平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身份匿名给希望工程捐款，青基会工作人员偷偷记下车牌，经过调查才知道捐款人是邓小平。

　　同年4月，希望工程推出“百万爱心行动”，为捐款人和贫困儿童一对一结对。

　　这时候徐永光想，写信成本太高，在报纸上发消息那么多故事也讲不清。当时还没有募捐广告的概念，徐永光就在北京春日的阳光里，突然想出个念头。

　　“干脆，发募捐广告吧！”

　　做广告要花钱，受温州本土文化影响的徐永光早把帐算好了。当时，人民日报发行500万份，半个版面4万块钱，折合每份不到1分钱，比寄信还便宜。按这个思路，徐永光又联系了各省的所有党报，在同一时间印发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

　　这一年，希望工程的影响力“爆炸”了。这个在创立时只有10万注册资金，1万元运营费的基金会，在徐永光的领导下，当年获得捐款过亿。

　　“当时我们在后岩寺胡同1号，院子里人都挤满了。”徐永光回忆，募捐广告发出后，每天青基会收到几千封信，有的人读了山区里贫困儿童的故事，流着泪来捐款。

　　通过一系列创新的举措，希望工程获得了中国公益界前所未有的成功。

　　根据统计，前3年希望工程共救助失学儿童3.2万人，1992年当年救助人数突破32万。而1994年，希望工程“1+1助学行动”救助数额突破了100万。其单个教育项目资助规模，已是当时世界之最。

　　舆论风暴

　　拒绝和解因自信清白

　　摊子越铺越大，身为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开始感觉到风险。但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来自维多利亚港的风暴。

　　1994年1月21日，香港媒体刊载《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文章，在海内外华人世界造成极大影响。

　　当天，青基会的传真机响了一天，打印纸也用完了。香港的捐款人纷纷发来这篇报道，同时质疑声也铺天盖地而来。青基会迅速反应，对《善款失踪》一文进行驳斥，但收效甚微。

　　当年，青基会全年捐款收入比预期少了1600万。香港每个月近300万的捐款，报道后下降到零。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公信力受到严重质疑。

　　为了挽回名誉，徐永光决定去香港，起诉香港媒体。

　　这个决定引起青基会很多人的担心。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两地的法律体系差别很大。但是徐永光坚持，这个官司要打只能去香港，在北京打没用。

　　“当时只是略微知道香港打官司贵，律师楼费用很高。”没想到这个官司被对方拖了6年，想想那得用多少钱呐！

　　打官司用的钱，都是他一点点跟朋友借的。到开庭时间确定了，也买好了机票准备出发。律师找到徐永光，说对方给法庭交了150万零1块钱和解费，现在撤诉，诉讼费用由他们承担。

　　徐永光当即表示不接受，这场官司我只要赢。

　　宣判的前一天，徐永光在华润酒店18层看香港的车水马龙，对身边的律师和基金会同事开了一个悲壮的玩笑，“如果我们这次败诉了，我只能从这跳下去。”

　　2000年6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做出判决：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

　　事后，香港媒体问徐永光，你先后6次拒绝和解，哪里来的自信？

　　徐永光说，希望工程是白的，这我最清楚。这个自信就是要讨个清白。如果香港法庭判我败诉，那我也问心无愧。

　　投资风波

　　稍有不慎即入“地狱”

　　从香港凯旋不到两年，徐永光马上又陷入另一场危机。

　　2002年，香港《明报》发表“希望工程违规投资”文章，称中国青基会“涉嫌挪用捐款，违反规定投资”，引起香港市民和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关注。

　　此后，网上一篇质疑徐永光涉嫌腐败的文章，更将徐永光推到了舆论的靶心。

　　而这次与2000年的媒体诽谤案不同，虽然质疑不完全属实，但确有部分依据。

　　如果处理不好，不论对青基会还是徐永光而言，打击都是毁灭性的。在青基会召开的会议上，徐永光再次面临选择。

　　有人主张对报道内容全面否定，有人建议采取措施反击这两家媒体。这时康晓光对他说，永光，我们做这么大的事业，不可能做到100分。如果有10分没做好，我们承认了说清楚，才能让大家信服。

　　最后，在理事会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徐永光决定邀请审计署对青基会进行审计，同时成立第三方的评估小组，对青基会的投资进行独立评估。

　　实际上，按当时的法律法规，青基会在实施希望工程的过程中，不能在捐款中列支行政管理经费。因此，机构运行成本必须从捐款利息和投资收入当中支付。

　　当时人民银行规定“基金会资产必须委托信托投资公司管理”，而徐永光则是违反了这条规定，自己操作投资。

　　上世纪九十年代，投资领域蓬勃发展，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几年后，信托公司大量亏损，90%以上关闭。

　　徐永光说，当年要是不违规，我将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在“地狱”和“天堂”之间跳舞。把钱交给信托公司，肯定颗粒无收；自己操盘，赚大于赔，但是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地狱”。

　　经过中纪委先后二次调查，审计署地毯式地审计，每一个项目，每一笔资金走向，所有的东西都调查。

　　在香港打官司期间，徐永光有时进院还唱着小曲。而2001年这次风波，他虽表现得从容，那几年却难见笑容。

　　在他的多年好友，青基会副理事长康晓光看来，2001年以后的这几年，徐永光过得尤其艰难。

　　2004年1月，《中国青年报》就有关部门对中国青基会及希望工程的核查审计发了消息，结论是：没有发现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

　　而这次风波，让徐永光意识到希望工程已经成功，作为创办者，他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这些年，希望工程在实际操作中面对的体制摩擦、外界干扰、政策风险，徐永光头上始终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他常对人说：“我累了，想到大山里休息，想读书、练书法、听音乐。”

　　风雨之后

　　再推“第二个希望工程”

　　2005年，徐永光请辞离开青基会。在另一个“战场”，继续他的公益之路。

　　让慈善回归民间，是徐永光一直的理想。他认为捐款应该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善意表达，这其中掺夹一点杂质，那么中国慈善都走不远。

　　2007年，徐永光就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第一个实施的“新公民计划”项目，为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办公益学校，被称为徐永光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然而，这却成为他从业20年最大的挫折。

　　按照计划，基金会投资200万资助NGO投资建一所学校，之后帮助学校成立董事会实现资金独立。而实际情况是，学校建成后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办学校。

　　“我们得源源不断地往里给钱，每一所学校都成了无底洞，那基金会就被绑死。”作为南都基金会创始理事之一，康晓光当时是主要反对者。

　　虽然徐永光强烈表示，不管多困难也要坚持。后来，南都理事会还是召开理事会，进行资助战略调整，原定建100所，做了十几所便开始收缩。

　　会后，徐永光直言感觉自己很挫败。

　　但这并未改变他推动慈善事业的努力。2010年，由徐永光牵头，国内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基金会中心网上线。该网站倡导基金会主动进行信息披露，打造“玻璃口袋”给行业提供开放的展示窗口，提供公平的竞争舞台。这是一个民间公益行业的自觉、觉醒的例证。

　　一年后，“郭美美”事件爆发，更体现出这一平台的必要性。2012年，中基透明指数FTI上线试运行—这是中国第一份基金会透明指数，也是全球唯一。

　　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曾说，“那些质疑中国慈善行业透明度的人们，请快点跑到你的电脑前，登陆中基透明指数网站，看看2000多家中国基金会领导人们共同完成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指数平台。中基透明指数令欧洲和美国的基金会同仁们感到自愧不如。”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则称赞“中基透明指数的上线意味着基金会中心网正在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基金会行业设定新的道德标准”。

　　在康晓光和业内同行看来，说徐永光是公益领域的“开荒牛”一点不为过。不空谈，重实干，不居功。在他的推动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成立后南都基金会退出了。在周遭唱衰的情况下，他投入大量精力建设“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当了一年理事长后又“让位”了。

　　“这个社会离开了谁都会运转，既然我的使命是开荒，事做成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从业26年，风雨过后，徐永光早不在意自己的名利地位。退休在即，他只想再做些能做的事，把慈善行业再往前推远一些。

　　2015年9月，公益组织服务联盟“益联盟”成立找他做名誉主席，他一口答应“行，我给你们站台。”

　　新京报记者 陈瑶 编辑 甘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