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正在面对一个限度，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经验。但是我们尚未看到另一个世界的诞生。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进步和倒退同时发生。这是现代性确立以来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人类到了创建新的轴心时代的历史时期？应该如何理解我们的时代？”

　　“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我们应当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还是悲观地准备应对世界规模的重大危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行动、思想和生活？”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主题呢？为什么需要“理解我们的时代”呢？或者说，存在着一个代表整体一致和趋势的所谓“时代的主题”吗？它和个人的行动与思想又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第一问题。

　　把一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的总和称之为“时代”；把人类社会某个发展阶段中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有关全局的核心问题称之为“时代主题”，这在“宏大叙事”(guand narratives)的语境中，在德国观念论哲学体系中，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学说中，人们是耳熟能详的。

　　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上世纪四十年代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到后现代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79年出版《后现代状况》，提出了“宏大叙事的崩溃”，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宏大叙事”将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细小叙事”(petty narratives)。此后，美国历史学家罗斯(Dorthy Ross)进一步把宏大叙事的特点归纳为“神性”、“权威性”和“合法性”，往往是和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的。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主流的哲学界、史学界，包括文学界都开始抛弃宏大叙事。所以，“理解我们的时代”，这样的话语，在当下的语境中也许已经不是通用话题了。

　　但是，面对巴黎的枪声和几百万人“我是查理”的呼声，没有人怀疑这是我们时代面对的重大问题的折射，它不属于个别人的纠纷和冲突，这是时代的冲突。我们的时代一方面表现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呈分子化趋势的“小时代”特征，一方面又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根本抉择，表现出“不是生乃是死”的“大时代”景观，整体性或曰时代性的压力或推动力真切地关联着，甚至制约着每个个人的行动和思想。我们不能不审视时代主题，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宏大叙事。因此，我们能不能就从这一具体的事件引入我们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并对个人选择和基于个人行动之集合形成的整体趋势(时代主题)两者的关系作出分析？

　　第二个问题，存在着另一种全球化吗？在讨论当今时代问题时，必然面对所谓全球化问题。生产力的增长和市场交易(特别是跨国贸易)同步在全球扩张，被经济学家们定义为“全球化”。剖析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看到其第二个层面上现代民族国家集合的形成，国家内部的市场经济将越出边界，转化为一种世界性市场经济，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结构决定了的“全球化”。1780年的工业革命，正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不再受本国资源、资本、劳动力限制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全球化放出来的魔鬼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阻断了全球化进程。描写一战爆发的名著《八月炮火》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在“自序”中说，“我一直认为时钟在1914年卡住不动了”。一战“卡住”了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的第二次启动，是在作者去世两年后，1991年冷战结束了，人类在新的层面上继续全球化。我们要问，历史的时钟会再一次被卡住吗？

　　当前的全球化，无疑是美国主导的。对于美国裹着二战后的历史惯性，或者再加上其霸权秉性所主导的全球化，一切批评、质疑、反思都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指出这种全球化的种种不足或危害，是企图回到此前的世界？还是另有所图？如果我们要对时代的主题作出思考和解读，我们需要考察另一种可能性，就像做选择的时候人们需要看到另一个“候选人”！否则，就会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由于没有可接受的选择，人们便出于个人的无力和孤弱而顺从。”起源于巴西阿莱格港的世界社会论坛曾经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的讨论能展望这种可能性吗？存在着另一种全球化吗？

　　第三，今天，我们应该和可以有怎样的公民个人行动？期待听到你们各自的行动与思想的路径经验和体会，尤其是教训，如果有的话。我们也许不必给联合国、给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提交建议书，我们需要谈谈面对沙尘暴、PM2.5、被溶化的冰川、被核辐射污染的海水……面对这些阻碍人类持续性生存的危险，我们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全世界都听到了2015岁初巴黎的枪声，也都感受到了团结游行“保卫自由，保卫生命”的心心相印，除了呐喊我们个人还应该做些什么？在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或者在另一种全球化中，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主体间，是否应该以尊重来平衡自由，以责任来界定权利？

　　公民社会建设中流行着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一句名言“当没有路标的时候，自己做自己的

　　路标”，这在中国哲学中表达为凭借个人的良知。这依然是我们最后的凭借、思想的原点。

　　(2015年4月19-22日，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等联合主办了以"理解我们的时代：行动与思想"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会前，陈越光先生代表中方会议组织者致函与会者，阐述会议讨论思路。现刊出此文，以飨读者。本刊有删节。)

　　陈越光：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