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上午，中日医院八山殡仪服务站，一次普通的追悼会，却来了一群公益圈大佬，徐永光、杨团、丘仲辉、何道峰、刘佑平、陈一梅。

　　平日里，他们很少集聚一堂。当天，只为悼念、送别一位公益界的老先生，朱传一。

　　朱传一是中国提出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人。晚年把所有精力和时间献给了慈善公益事业，从基层社区建设做起，引来了万象更新，并倡导“中国的公益一定是民间公益”。

　　悼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用“杜鹃啼血”来形容他对朱传一先生逝世的哀痛之情。杨团说，“他的思想、阅历、精神和行动，影响了中国公益界整整三代人。他是公益前辈，更是挚友和诤友。”

　　最后一次开怀畅谈

　　3月9日凌晨2时45分，90岁的朱传一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在中国社会保障界和慈善公益界，朱传一无疑是会被历史铭记的人。

　　悼念仪式上，他的几个儿女、外孙女从国外赶回，向参加告别会的众人表达感谢。公益界几位目前被尊称为“大佬”的徐永光、杨团等人，也曾深受朱传一先生教导和鼓励，他们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协助朱家人料理后事。

　　远道赶来的还有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丘仲辉，过去18年，因担任爱德基金会董事，朱传一与爱德保持密切联系，也与丘仲辉培养了亲密感情。

　　2月初，病床上的朱传一跟丘仲辉通电话，约他好好谈一下。3月6日，星期五，丘仲辉到达北京，来到朱老病房。一进门，朱传一先生用沙哑和微弱之声喊他，“老丘，你来啦”。

　　但病中的他已无力与丘仲辉讨论，哪怕是笔谈。丘仲辉用纸笔写给他看，今年爱德要做几件事情：第一，爱德30周年；第二，爱德走进非洲；第三，到北美。

　　朱老马上伸出手指，比画个三，丘仲辉心领神会，三件好消息。病中的老先生仍不忘用手势来鼓励后辈，就像他们往常的每一次见面。

　　第二天，丘仲辉再次看望朱传一，当晚才回南京。丘仲辉说，告别的时候他很清楚，如果能与朱老再见一面，将会是上天的恩赐。

　　3月9日星期一早晨，丘仲辉刚进办公室，就接到朱传一爱人的电话，“这么早，肯定出事了。果然，老先生离开了我们。”

　　丘仲辉回忆，去年10月21日他与朱老先生最后一次开怀畅谈，不曾想到竟成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总结。“那次他特别交代，我有很多事情想一个跟你说，你最好一个人来。”

　　“现在想来非常奇妙。一般我习惯听别人说，很少打断。但那一次，我问得非常仔细”。整整三个小时，朱老把自己一生都回顾了，青年、中年、老年的所有经历。

　　丘仲辉告诉朱老，中国NGO要走出去，他们会办学院，培养更多公益人才。朱老听了非常高兴，竖起大拇指，他还叮嘱，“做公益，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你们所做的了却了我一生的心愿。”

　　社会保障第一人

　　朱传一曾是热血青年。抗日战争，他从上海用了四个月走到重庆，四个月中他经过了日本占领区、国统区，经历多次生离死别，包括同行者的离去。新中国成立后，他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杨团与朱传一相识已久，朱老先生和她的父母是一代人，她非常理解那一代争民主、求自由的雄心和志向。

　　朱传一先生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联部等工作，1982年进入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没有社会保障的概念，朱传一引进国外资料，翻译后写成东西。“从1984年起，他先是写内参，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肯定。又大量发展和翻译论文，著书立说，倡导在中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自此中国才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杨团说，“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晚年的20多年里，朱传一先生把自己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身兼数家公益组织的董事、理事和顾问等职务。他不止在一个场合强调，这是一个新兴的事业，要支持还在襁褓中的慈善组织尤其是草根组织快一点成长。

　　丘仲辉还记得朱传一第一次到爱德基金会，他提出公益组织发展要有战略规划。第二次发言，他说，发展公益事业也是解决就业问题。那时，这个观念很新，有公司董事不能接受，“公益慈善是献爱心，是奉献，怎么能变成职业呢”。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很前瞻，有很多独到之处。

　　与朱传一先生日常的交谈中，他不会有任何寒暄，“老丘，你现在方便吗”，直接一二三四，列出他的想法。但这些年稍有改变，一再强调，“我只是给你参考的意见，因为我一直在家，只是看文章，你认为对的就去做。”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印象中，和朱老相处没有任何压力，朱老虽然是学者，却没有那种书生气质。退休后的朱老偶尔会出现在一些研讨会上，倡导呼吁推行农村低保，表达平和，却有力量。

　　2002年前后，何道峰与一些公益人士呼吁，建立中国公益组织自律联盟，并与朱传一先生有过讨论，“他十分赞赏，还说，我们虽然年轻，但想这些事，你们成熟了并教导我们，非政府组织不能因为做着公益的事情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何道峰回忆说。

　　焦虑的领路人

　　朱传一先生一直努力将国外社会服务、慈善与公益的做法介绍到中国，并在社区工作、社会建设方面颇有创见，是许多公益界从业者的良师益友。哪怕是后生晚辈，他也总愿意跟他们一起讨论，听听他们的想法。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维娜回忆，朱老先生曾亲手画过公益孵化器发展前景，恩派的创立也受到朱老的极大影响，而恩派内部刊物《社会创业家》自2009年创刊就得到朱老先生的支持和肯定。

　　她说，6年来的每一期杂志，朱老先生都会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阅读，动笔批注，再拄着拐杖去邮局寄给她。有时纸质信件丢失，或者不一定及时收到，老先生会再寄一次。

　　“朱老很焦虑，非常关注我们这一代人。每次拉着我的手说，以你之前的经历，本能拿很高的薪水，但能放弃这些，在这个行业，我很感动”。王维娜说，朱老最大的担心就是她坚持不下去，会“逃”，“去年8月，为了让他放心，我们团队一起录了VCR，他看到我们都是些有情怀、有能力的年轻人，他很欣慰，也给晚辈们说了些寄语”。

　　2011年，恩派举办了社区建设的讨论会，谈到社区的多元治理，各方意见交锋很激烈。当反馈给朱传一时，他提出建议，社区需要的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带有情怀的协调人，让他们做多元治理的探索人，这是一支很重要的生力军。

　　之后恩派做社区工作时，特意进行了尝试，在北京街道做“社区协调员特训营”，一石激起千层浪，带动了社区内生发展的动力，开发了一些促变者。“我尤其记得，朱老说，我们恩派做的是在参与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摩擦和碰撞，我们要掌握一个尺度，那就是各方利益群体的承受力”，王维娜说。

　　朱老先生对每个人的期望不一样，帮助的方式也不同。杨团说，“他跟别人谈工作，激励晚辈，提建议。而对我，把我当成他的女儿，特别关心我的身体，认为我是拼命三娘，每次让我放包袱，减少工作。”

　　生病期间，朱老对看望他的朋友说，“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杨团”。“他知道我心里有一团火，知道我对老一代的情感，我会做些事情来传承。但他并没有鼓励我往前走，而让我维持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杨团说。

　　寄语

　　印象最深的是朱老师的亲和、幽默、健谈，同时又对问题永远秉承严谨的态度。在我脑海中，总会出现他骑着自行车的镜头。那时他已经年过八十岁，但只要是去哪里开会，他不要大家派车接送，总说骑车是一种锻炼。

　　——凯风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

　　他对中国公益之路怎么走，是有思考的。朱老说，生命很长，但真正能够做出贡献的只是那么一两点，要把生命的长度跟真正能做事相互结合起来。他把所有受过的磨难化作了支持、帮助我们的经验、教训，这是一种代际传承。今年我66岁，他传给我，我也会传给下一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

　　斯人已逝，但朱老的思想见解和影响，早已融入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在他身后，公民意识觉醒并参与行动的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发展简报》付涛

　　京华时报记者任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