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个爆料，民众质疑的焦点是公车私用问题。确定问题的答案并不难，其中的关键是，“拍马”活动是否属于公务行为。据媒体报道，此次活动的组织方为内蒙古摄影家协会，负责人介绍，一般而言，活动车辆多属私人所有，由此可见活动非公务行为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六辆大排量越野车中，三辆车的号牌都用迷彩布遮挡着。遮挡车牌属严重违反交规的行为，当事车辆宁愿违规而避免曝光，由此可见，公车私用的嫌疑可谓不小。

　　事实到底如何，有待接下来的调查。此次事件中，颇引人瞩目的是遮挡车牌现象，这种现象并非首次。过去，围绕监督公车问题，一度出现监督与反监督的博弈，公务人员为逃避监督殚精竭虑，与之相对，各地也尝试了不同的监督公车策略，效果有所不同。例如，从2011年开始，广州就给市管干部的公车装载G 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便于监督管理，据说此后效果不错，试运行期间平均节省费用就达到24%。不过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有人计算，如果全广州公务车都装上G PS系统，第一年花在G PS上的费用就达近5.2亿元，而以后每年的管理费是1.2亿元。如此高昂的技术成本，恐怕很多地方都难以承受，而且，这种监督本质上仍然是“自己监督自己”，它还衍生了新的监督问题，管G PS的人能否被管住，就成了策略生效的关键。

　　也有地方倾向于依靠外部力量，比如云南永胜、安徽泗县，就先后通过在公车上张贴公车标志和举报电话，加强对公车的监督。相对广州的做法，这种做法较为简单实用，其操作性显而易见。如今公车私用问题受到全民关注，这种发生在身边的腐败现象，从民间的角度看，其监督门槛恰恰不高。在体制内监督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监督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中纪委在答复人大代表时曾要求条件成熟的地区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 PS定位等制度。一般来说，G PS技术门槛高，尚难以推广，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制度则容易得多，推广阻力较小。内蒙古此次领导干部“拍马”事件出现的公车私用质疑，如果当地落实了公车标识制度，真相显然可轻易获得。监督公车并不难，不妨先把日常的监督细节做好，利用好已有的监督力量。如果一些简单实用的策略尚得不到落实，那么监督公车的诚意就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