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挂有三面红色锦旗的小会议室，三位上了年纪的阿姨显得有些激动，指着材料着急地诉说。坐在对面倾听的年轻人祝文贺，是正在接待这三位当事人的律师。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公益志愿律师，祝文贺显示出超出年纪的淡定。

　　“大姐，您已经走了信访程序，从答复结果来看，已经对你们的问题都回答了。下一步如果要解决你们的问题，还是要走法律程序，其他过激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祝文贺以商量的语气坦诚地与她们沟通，几位阿姨不停地点头。

　　看似简单的劝解，却是祝文贺近两年公益事业从业经验的积累。他说：“做环保公益的案子，很多当事人有信访经历，可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此时，我们要给当事人做普法工作，一旦符合援助条件，我们就会介入帮助。”

　　2013年7月，已有5年律师工作经验的祝文贺，进入到该中心成为一名公益志愿律师，工资只有先前收入的一半。其实，像祝文贺一样，在公益领域，有很多年轻人正在编织自己的公益理想，当然理想面对的薪酬现实，很骨感。

　　“女汉子”+暂时“啃老”=撑起一个公益机构

　　“这世界绝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是著名的音乐人高晓松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用在公益人尹杭身上很合适。

　　在京城老四合院长大的女孩尹杭每次回家，都会被家人开玩笑说又来北京出差了。这位面容清秀的姑娘，是一位长期扎根西部的环保公益人。2007年，尹杭从中央民族大学生态学专业毕业之后，就进入一家公益机构工作。

　　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却是“女汉子”的姑娘，期待着每天充满挑战，更希望通过公益来证明自己。在她看来，“大”“小”不同机构，都承担着各自的使命，各有优势、取长补短才是未来NGO的新业态。后来，她毅然地选择了辞职。

　　2014年8月，她走进青海省民政厅拿到了省级民非注册，标志着“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成立。“我们开始主要以保护雪豹项目为主，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青海存在大量的流浪藏狗争抢雪豹的食物，给人畜带来了感染包肝虫病的隐患”。

　　“保护雪豹的过程中，还延伸出保护其他动物的问题。”尹杭说，随着研究和保护范围的扩大，组织很快壮大，多了另外5个“死党”。

　　“除了我，另外两位‘90后’全职的工作人员是一名甘肃藏族小伙和一位成都姑娘。”尹杭笑着介绍，“我们刚起步，到现在还发不出一分工资。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专业的‘啃老族’，由于处于刚起步阶段，家里还是支持我们的。”

　　相对于家庭温情脉脉，社会对于他们的帮助则显得捉襟见肘。“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们有项目，但是苦于没有启动资金。之后，就找专业的基金会支持。有的基金会愿意给我们2000元，但让人感到荒唐的是，钱只能用于印海报宣传，实际项目的资金还是没有。”尹杭谈起这段经历时，带着苦涩的笑。

　　“我只能检讨，机构成立到现在还没发出工资，资金很有限，没有和员工签劳动合同，我知道这是违规的。”说到工资的时候，尹杭显得不太好意思，但她也不忘给自己打气，“这个新机构现在遇到了成长的烦恼，今年和明年对机构的下一步发展显得至关重要。让机构正常运转起来，人员的生存就不是问题了。”

　　尽管“雪境”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发工资，但在她看来，公益人的薪酬并不是一个俗套的话题，至少应该直面问题。公益行业合理的薪酬，不仅要维持体面的生存，对于年轻人而言，也要满足他们进一步深造的需求，但现实与理想还有着很大差距。

　　媒体人+公益咖啡馆=打造公益文化圈

　　把咖啡馆打造成公益活动的信息集散地。你没听错，这是真的！位于北京东二环某商业中心的鸿芷咖啡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2008年在环境媒体工作时，霍伟亚就想过经营一家公益咖啡馆。直到2012年，他拿着咖啡馆公益项目策划找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获得资助委员会的审批通过，得到了20多万元的项目支持。

　　2013年，他与有经营经验的小伙伴一起策划，鸿芷咖啡馆在年初得以启动。这一年总共投入30多万元，主要靠公益支持，一部分来自商业经营。

　　“公益领域有个问题，与社会的互动性不够，特别是缺乏与公众直接面对面的机会，公益咖啡馆发挥了信息交流功能，就像中国传统的一些茶馆。咖啡馆面向公益领域有一些优惠，给公益人提供固定的交流、学习场所。”霍伟亚解释说，这也是他的原创理念。

　　这是目前国内最早的一个以公益为主题的咖啡馆。与其他咖啡馆不一样，咖啡馆门口摆放着几十家公益机构介绍资料，大家可以随便拿取。咖啡馆的墙上还贴着各种公益活动的照片、明信片和留言，整个咖啡馆公益气息弥漫。

　　“作为公益咖啡馆，我们不仅提供物理空间，还能定制各类服务。”霍伟亚笑着展示咖啡馆的业务。“如果是公益活动，场地费每小时500元，而同等级别的商业活动则高很多。不过，我们对于一些没有预算、但活动质量很高、符合鸿芷工作重点的公益活动也会免费或者采取合作形式。当然，还为公益活动额外提供更多服务，策划文案、活动咨询、文字编辑、拍照都可以提供。”瘦高的霍伟亚聊起服务内容的时候有些兴奋，像个孩子一样，拉了拉椅子。

　　从去年到现在，霍伟亚测算了一下，平均每个月搞26场公益活动。他还试图添加新的公益元素。比如，一些活动的文字产出需要编辑，他就会采用众包的模式，分为若干个部分，交给志愿者来协同完成，既能提高工作效率，也能传播公益精神。

　　目前，咖啡馆的管理团队一共有7个人，加上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二期资助，刨去工资之后，收支基本平衡。霍伟亚对经营状况还算满意，但未来肯定不能止于此，要尽快实现自负盈亏。

　　不过1985年出生的他，经营公益咖啡馆的个人收入还不如在媒体时高。这一点让他觉得有些压力，毕竟未来家庭生活成本会水涨船高。“我们现在努力地接活动，希望能早一点盈利，实现‘自我造血’。”

　　不过说起目前的低收入，霍伟亚并没有太多抱怨。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霍伟亚就将咖啡馆的主要事务交给小伙伴，自己打算多做一些与公益文化相关的工作。“一方面继续做公益，另一方面也能提高收入。”

　　公益市场+充分竞争=冲击薪酬的偏见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1万个，比2012年的49.9万个增长了8.4%。社会团体28.6万个，比2012年的27.1万个增长了5.5%。基金会3496个，比2012年的3029个增长了15.4%。民办非企业单位25.1万个，比2012年的22.5万个增长了11.56%。

　　相对于数量增多的另外一面，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国公益组织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依然有限，特别是在社会建设中公益组织的潜能还未完全释放。公益组织如何提高自我组织能力，如何提升法制化的水平，如何才能更有效作为，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团中央志工部文化宣传处处长曾松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年轻的公益人从事公益行业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我们从志愿者角度考虑，2014年举办了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所有项目都获得爱心企业、慈善公益组织和热心人士的支持，签约资助金额共计3784万，为志愿者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共青团组织也在做尝试。”

　　“我认为应该把公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的志愿者，主要是献爱心，不需要很多的收入。另一类就是社会组织的专业人员，他们提供专业的技能和知识，应该有体面的收入。”山西大学从事多年社会管理研究的廉如鉴副教授指出，“我国的公益组织发育不完善，导致公众认知并不全面，误认为公益组织运行是没有成本的。实际上，长期收入太低，公益组织很难留住专业的人才。”

　　对此，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王旭东提供了反向的分析角度：“以目前的状况，要改变公益人的薪酬，公益人首先要改变自己，提供出卓越的公益产品，才能冲击社会的偏见。”

　　王旭东认为，公益行业本质上也是竞争市场。公益机构提供一种公共产品，如果得到捐方的认可，完全可以给予更高的薪酬。如果市场接受不了捐赠的成本，也可以调低薪酬。其中，市场无形之手在发挥调节作用。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不同的机构自然就能分出高下，不同的公益人收入也会拉开差距，薪酬高低就不再是让人纠结的问题。

　　对于薪酬问题也有专家呼吁，政府也要减少干预。例如，一些非自收自支公益组织，工作人员拿着财政工资，与自负盈亏的公益机构相比，显然在竞争中拥有天然优势。政策起点的不公平，并不利于公益组织的市场竞争。

　　另外，《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行政开支比例不得超过年度支出额的10%，公益组织平均工资不得超过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否则不可享受减免税待遇。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益人认为，公益组织行业的薪水，应该符合其提供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薪酬多少不能一刀切，行政开支比例和工资免税政策应更加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