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海难中溺亡的小男孩艾兰来自战乱中的叙利亚，一同溺亡的还有他的母亲和年仅5岁的哥哥，他们全家四口与另外8人一起，试图偷渡前往土耳其并通向西欧避难。值得指出的是，与艾兰一家作出类似选择的叙利亚人超过400万。如果加上叙利亚以外的中东国家难民，数量将更为惊人。事实上，2013年10月在意大利南端发生的偷渡海难，所造成的366人死亡、20人失踪的事件，曾引发全球瞩目，只是震撼效果不如小艾兰这般剧烈。个中原因暂且不论，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4年地中海偷渡行为共导致3500人丧生，2015年1-4月又有900余人在偷渡中丧生，这些数据印证了维基百科关于“叙利亚难民危机是我们时代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句话。

　　小艾兰溺亡之前的这几个月，至少有超过35万难民进入欧盟，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9个接纳了其中的90%，德国则成为最大的接收国。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欧盟面对的难民问题可以算是一个“德国问题”。作为欧盟名副其实的老大，德国在承担最大责任的同时，也寄希望难民问题可以得到“公平”的解决。所谓公平，按照德国方面的说法，需要有更多欧盟国家加入到难民接收和处置的工作中来。

　　但德国和欧盟内部对难民政策的变化和接收任务的分摊有着不同意见：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责怪默克尔这次允许难民入境的临时决定事先没有跟各州商量，称这是“在欧洲释放了一个完全错误的信号”。西班牙外交大臣加西亚·马加略认为，欧盟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国失业率和移民相关举措的差异，“如果失业率像现在一样高，即22%，我们无法为难民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公平机会。”另外，比利时最大政党新法兰德斯联盟主席德威弗在小艾兰事件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依旧表示：那些偷渡到希腊的叙利亚人是经济移民，他不同意开放边界。

　　战争、贫困和人权被践踏，这是难民产生的根源。各国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庇护的同时，也希望能够确保自己的主权不受侵犯以及援助对象上的精准。在欧盟内部的争论中，如何界定“难民”这样技术性的问题，也随着涌入难民数量的高涨而成为一个难题。此外，欧盟内部不同国家救济水平的差异，也深刻影响了难民涌入的倾向。德国、法国、瑞典等高福利国家的政府应对压力随之而来，欧盟内部国家本身就存在的芥蒂，是否会因为难民问题而加剧，目前还很难讲。

　　一张照片是否可能改变欧盟的难民政策乃至移民政策，答案是有可能。毕竟，震撼人心的画面能引发舆论的巨大漩涡，由此设置的议题也将成为普选制度下政客角力的新领域。不过，对难民施以庇护，终究是一个需要确定边界的事情。全球目前存在5000万难民，解决的办法显然不是一时情绪激动后的大肆放开国家边界。

　　难民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如何接收，而在于如何减少，消除贫困，和平解决地区或国内冲突，理当是最终目标。不过，从1921年的国联设置“难民事务高级专属”，到1951年和1967年确定有关难民的协定，再到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联盟先后明确难民处置方案，目的不在于卷入具体的政治或战争纠纷，而在于尽可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从这一层意义上，难民危机既是一个国家问题，却又不能化为具体的政治问题。此次难民危机，将强化成欧盟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新变量，问题能否成功解决，也将考验欧盟内部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