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广州在处理跳桥者方面很有经验了。地面上有消防、派出所和特警协作配合，江上有水警戒备守候，有谈判专家，也有医护人员值守。从以往的经验看，跳桥者在跳下或被劝下后，都会被拘留处理。正因为具有充分的经验，跳桥者对秩序的干扰也被降至最低。

　　也要看到，连续多年频发的跳桥风波，已经引发了部分广州人的反感。他们失去了倾听的耐心，其中一个最常见的焦虑是认为跳桥者阻塞了交通，最常用的一个问罪推断是：跳桥者绑架了公共利益，所以怎么重手处置都不为过。这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

　　具体到海印桥这次，从报道的内容看，这名青年很可能只是精神受了刺激，做出了爬桥的举动，是生病而不是维权。大部分谴责他的人沿袭的是跳桥风波中的认知习惯，将其扯进“维权-脱序”这样的因果中解读，因而生出仇恨，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

　　若以“绑架公共利益”作为谴责的理据，需要正确理解何为“公共利益”。要点在于，公共利益并非私人利益的叠加，少数人将交通受阻的主观体验上升为“公共利益”受损，除了剥夺同情跳桥者的市民表达，在定义上也是说不通的，显得简单粗暴。

　　单以阻碍广州交通的成因来讲，比跳桥厉害百倍的有太多。广州主城区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四点、晚上七点、深夜十点，都会出现大面积的主干道堵塞，遑论旧城改造、交通或基建新项目对所谓“公共利益”的损害。显然，谴责跳桥者要比谴责其他隐蔽的责任人更轻巧。

　　退一步讲，即使跳桥者像“钉子户”那样，是要借舆论关注解决个人诉求，只要法律完备、有自信，最终也完全可以在法律框架内完成，围观者不必抬出“绑架公共利益”这个大帽子打人。

　　一再上演的跳桥风波，不该被轻佻地理解为“秀”，即使没有物伤其类的同理心，也不必无情地矫饰为“敌我矛盾”。大城市里每天都会发生类似的“阻塞”情况，不在桥上就在路上或小区里。我们应该督促更专业的行政应对，而不是忙着贴标签，甚至叫嚣着要“毙了他”。

　　这里也要赞扬广州在降低跳桥影响上所做的努力，这方面思路势必可以应用到其他须真正捍卫的“公共利益”上去。这一次也许只是精神无法自控的可怜人，对那些存心要跳桥维权的，我们也要坦率地讲：频繁使用这个策略，效果已经越来越差，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