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心怡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正以节能减排的实际行动，积极履行绿色低碳发展承诺，落实《巴黎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

为进一步增进社会各界和公众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了解，近日，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了第十部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8)：聚首卡托维兹》。该报告内容围绕国际气候变化进程、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行动、制定气候扶贫战略等角度进行分析。

报告指出，近十年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集中反映在：一是国际气候格局的调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格局，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南北两大阵营演化为当前的南北交织、南中泛北、北内分化、南北连绵波谱化的局面。二是国际气候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巴黎协定》是在变化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下，各方利益诉求再平衡结果。基本确立了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框架。三是未来发展趋势相对明朗。2018年气候谈判的重点在于“塔拉诺阿对话”，在国际社会还存在不同理解和期待的情况下，盘点各缔约方在实现《巴黎协定》中提到的长期目标的集体进展，并为各国准备“国家自主贡献”提供信息。2018年气候谈判另一个关注重点是如何在2020年之前扩大各国的气候目标和实施行动，涉及到《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修正案的批准等内容，目前“多哈修正案”已得到111个国家的批准，并将在获得另外30个国家批准后生效。对适应问题的关注度上升。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历程

近年来，中国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领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通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促进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推广节水耐旱型作物、建设自然保护区、治理空气污染、提高能源效率等。同时持续加强生态脆弱区的治理行动，建设了三北防护林等一系列生态工程，培育发展有区域优势的特色产业，将生态治理与生态减贫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减轻灾害风险方面，中国政府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并举，提高对天气气候灾害的设防水平，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防灾减灾机制，建立健全了社会多元参与机制，防灾减灾成效显著。

回首十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理念创新，自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以来，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发展、丰富、系统、升华。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随着对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化，结合国际气候治理格局的演化，中国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从相对被动应对向积极贡献、主动引导、争取引领的方向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目标设定，过去十年间，节能减排目标的制定，一方面确保我国履行对外承诺，另一方面范围不断拓展，力度不断加大，从强度减排过渡到强度目标和总量目标的双控，从定量绝对减排目标转变;政策行动，近十年，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出台的相关文件层出不穷，中长期规划和专项规划、综合工作方案、政策措施和具体行动不胜枚举，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体系，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更好应对国际碳减排压力

现阶段，我国各大城市普遍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局地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压力，如何统筹协调大气污染物减排与温室气体控制正成为改善国内环境质量、应对国际碳减排压力的重大战略选择。为促进城市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控制，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推动城市在制定污染物减排规划时开展温室气体协同效益分析，将温室气体和主要控制目标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纳入一揽子统筹规划，并尝试将局地大气污染物治理与“低碳城市”等试点工作相结合，加强减排措施的协同效应评估。

二是鼓励不同城市出台差异化协同控制方案，如北方工业城市，可选择加强集中供暖、采暖锅炉清洁化、城郊和城中村散煤治理等措施，以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经济发达、环境本底较好的城市，应注重移动源污染治理，重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类似于重庆的快速发展的南方工业城市，应该加强工业源污染治理，如淘汰落后产能等。

三是要重视不同关联行业之间的协同减排效应，如城市在推广各类纯电动车时，应加强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执行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减少电动车的能源生产阶段的污染排放。

城市“三生系统”主动适应气候变化

社会、经济、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构成城市区域系统的生活、生产、生态“三生系统”与支撑和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三大支柱”相对应。气候长期变化伴随着极端天气的发生增多，暴雨、台风、强风暴潮、干旱、暴雪、高温等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增强。极端气候事件除了会直接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通过对城市的“水电路气房讯”系统的影响，还会使城市的生产、生活受到冲击。我国的大部分内陆城市，都面临着暴雨洪涝、高温热浪、重度雾霾灾害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的冲击。

城市“三生”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智慧生活。生态系统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中共十九大强调“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都体现了“生态优先”的发展原则。

努力减小气候贫困的数量和规模

气候变化与贫困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贫困是指气候或气候变化因素引发或加剧贫困的现象，应对气候贫困、提升气候安全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战略意义。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一是加剧现有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二是增加了新的贫困人口数量(包括大量的城市新贫民)。农业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产业，全球有2/3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并以农业为生。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30年，如果采用有利于减贫的气候适应政策，则气候变化引发的新增贫困人口约为300万~1600万;否则未来新增气候贫困人口将高达3500万~1.22亿人。我国目前还有3000多万农村人口尚未脱贫，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宏观大背景下，引发和加剧农村贫困的原因非常复杂，然而，现有国内研究还缺少从“气候贫困”的概念和视角进行的全面、系统的分析。报告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效应，指出我国气候贫困分布在不同的地域、行业、群体间具有显著差异性：我国中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尤其是连片贫困集中地区，是中国气候贫困高发的地区;畜牧业、林业、渔业等是气候变化脆弱性较高的农业部门;极端贫困家庭、少数民族妇女、文盲半文盲(缺乏教育、技能和就业渠道)、因病返贫家庭、子女教育负担重、疾病老弱等低保群体等，是气候贫困的高发群体。

建议未来应重点关注两类气候贫困现象：一是长期的气候暖干化趋势引发的大范围环境恶化及贫困陷阱加剧现象;二是极端天气气候灾害引发的因灾致贫或返贫现象。对此，应制定基于发展与适应相协同的气候扶贫战略，减小中国气候贫困的数量和规模。